中评社╱题：中华文明起源“融合说”——基于逻辑、文献与考古成果的假说　作者：朱磊（北京），闽南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博士、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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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试图基于逻辑、文献与考古成果对中华文明的起源脉络进行勾勒，让考古成果与文献、传说在逻辑上统一起来。核心观点是：中华文明萌芽于“三皇”时期，起源于“五帝”时期，成熟于“三代”时期，是本土文化融合外来文化的结果。

“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综合研究”于2001年底立项，2018年正式公布了成果。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了十几年，推动了浙江良渚、山西陶寺、陕西石峁和河南王城岗、新砦、二里头等一系列考古遗址的发掘，取得了不少成果。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在中华文明的起源中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在工程的课题设计和实施过程中幷未提及。本文试图基于逻辑、文献与考古成果对中华文明的起源脉络进行勾勒，让考古成果与文献、传说在逻辑上统一起来。

一、中华文明起源的主要观点

关于中华文明的起源，20世纪早期盛行“西来说”（如刘师培、章太炎、梁启超等），30年代出现“独立说”（如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梁思永、李济等），50年代后流行“本土说”（如夏鼐的“中原中心说”、苏秉琦的“满天星斗说”和“直根系说”）。近年来，在考古和古史研究界，人们多倾向于用“多元一体”来描述上古时期各区域文化互动起源，有人称其为“新中原中心说”。

在探讨文化或文明起源时，需要避免混淆的是，文化传播不等于人种迁移，虽然这二者也可能是同步的，但有时少数外来族群也可能让多数本地族群出现文化变迁，这种变迁可能是进步，也可能是退步。中华大地的居住人群一直是流动与融合的，文明溯源是探讨中华大地由文化阶段迈入文明阶段是如何发生的。

文化进入文明的标志，一般有三要素说或四要素说。三要素指城市、文字和金属工具，四要素是在三要素之上加上一条礼仪性建筑。文明要素说最早是由英国一些考古学家根据西亚文明发展情况提出来的。近来中国学者提出文明社会由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三部分组成。这种划分有更广阔的视角和更抽象的概括，且更具包容性，但不足之处是标志不明确，不似“要素说”简单明瞭。

对于中华大地由文化阶段进入文明阶段，目前中国学界的主流观点是：1.距今5800年前后，黄河、长江中下游以及西辽河等区域出现了文明起源迹象；2.距今5300年以来，中华大地各地区陆续进入了文明阶段；3.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区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幷向四方辐射文化影响力，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

从地域版图来看，中国早期文化影响较大的有：长江下游的上山、跨湖桥、马家浜、淞泽、凌家滩、良渚等文化；长江中游的彭头山、大溪、油子岭、屈家岭、石家河等文化；长江上游的宝墩、三星堆文化；甘青地区的大地湾、马家窑、齐家、四坝等文化；山东地区北辛、大汶口、龙山、岳石等文化；北方地区红山、夏家店、石峁等文化；中原地区的裴李岗、仰韶、陶寺、二里头等文化。这些文化构成了中国上古的文化版图，最终孕育出中华文明。

在上述考古研究的基础上，目前学界涌现出对中华文明源头的多种猜测。在没有可以得到公认的论据之前，各种合理的推测和学说都应该允许探讨，这是学术求真的基本态度。

二、研究方法

对于文明起源的研究，主要方法包括研究文献、民俗、考古成果和运用分子人类学方法等。考古成果只能提供资料，考古资料要与文献记载联系在一起，才能还原真实的历史。虽然，在没有获得充分内证性材料支持的情况下，一般不将考古成果或某一遗址背后的族群与文献中的上古人物进行对照匹配，但从逻辑的视角分析历史演化，离不开对历史文献，乃至神话传说与考古成果进行联结。

按照传统历史叙述，华夏历史从“三皇五帝”开始，但是三皇五帝在迄今的考古成果中都无法得到证实。而当各种考古成果与可信赖的历史文献进行对接时，可以得出中华文明演化的大体脉络，这种靠多学科、多领域证据逻辑推测出来的脉络未必准确，却为现有信息条件下尽可能真实还原历史做出有益探索。

之所以要将二者联结，是为避免两种常见的极端化观点，一种是只看考古成果，不相信中国古典文献的记载，另一种是只依赖古籍传述，不采用考古成果辨别记述真伪。只有通过逻辑让文献与实物契合，才能更好地理解真相。

主流观点是在现有证据的条件下得出的多数人认同的结论。当解释还有不圆满的地方时，允许有其它推测和猜想，也许各种观点证据都不充分，但可以继续探寻。通过逻辑链条联结考古资料与文献记载，会出现多种合理的版本，这些可能性应该允许同时存在，任何结论或假说都是探寻真相的努力，都是秉持客观真实的态度进行学术探讨，都不影响主流观点与文化自信的存在。

本文在运用可信文献资料整理中华文明起源脉络时，尽量将多领域的研究成果与可靠的中国传统文献及传说结合起来。当然，以迄今掌握的资料，完全对应是不可能的，且历史文献本身尚存质疑，因此这种尝试只是逻辑演绎，而非资料考证。事实上，中国传统的严肃学者也会运用这种方法提出对历史的认识。

例如《史记》是公认的严谨之作，开篇以《五帝本纪》、《夏本纪》详述中国历史传说时代的人物关系与族群演变，卷十三以《三代世表》将上古帝王谱谍清晰呈现。司马迁在对距他2000多年前的历史进行记述时，同样是查阅了大量可信史料（“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进行了大量实地考察（“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然后运用逻辑分析法去粗取精，得出结论（“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幷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着为本纪书首”）。

三、融合假说

本文提出一种假说，认为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始终处于本土族群与外来族群的融合过程中。外来族群可能统治中原，本土族群也可能外迁海外。中华文明萌芽于“三皇”时期，起源于“五帝”时期，成熟于“三代”时期，是本土文化融合外来文化的结果。“五帝”之首的黄帝与“三代”之初的夏禹可能均有一部分外来族群的血统，但这丝毫不影响中华文明的伟大。

这个故事脉络应该从晚期智人的扩散开始讲起：

距今约6万年前，一批晚期智人走出非洲，沿着非洲海岸-南亚海岸-东南亚海岸，终点站抵达澳大利亚。这批智人没有像此前走出非洲的人类那样遭受灭绝厄运。约4万年前，由共同祖先繁衍出的第二波走出非洲的早期人类进入欧亚乾草原带，向世界各地迁移。这次扩散持续了3万年。

在这个过程中，第二波早期人类在一些地方与第一波早期人类的后裔相遇，厮杀幷融合。在东亚地区，第一波早期人类主要从东南亚进入长江流域，第二波早期人类主要从中亚进入黄河流域，后来成为东亚地区主导族群。这是人类DNA遗传基因分子结构的采样检测中得出的结论。

距今约12900年前，地球出现被称为“新仙女木事件”的超强寒潮，全球气候快速变冷，持续约1200年。期间大型哺乳动物减少或消失，可供采集的植物类食物数量骤减，原始人类开始大规模流动以获取更多的食物，游群与部落在接触与争夺中，拉开了人类文明的序幕。

“新仙女木事件”期间，原始人类被迫拓宽食谱，食用大量植物种子与坚果。其后的2000多年的时间里，地球气温回暖，有利植物生长，人类在长期与植物打交道的过程中发展出农业，出现定居。在农业发明之前，以渔猎为主的人类游群移动频繁，漫长的年代里有大量的不同文化接触。

浙江浦江上山遗址是距今约11000到8500年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其人已经会种水稻，会用石磨棒和石磨盘磨稻谷脱壳。湖南玉蟾岩遗址和江西仙人洞遗址均发现距今超过万年的有人工育化迹象的水稻遗存。这一时期的西亚两河流域的“新月沃土带”也出现原始农业和半稳定性聚落。

距今8200年前的“8.2千年冷事件”之后，各地原始人类因环境变化，纷纷聚集到更适合生存的河谷与三角洲地带，大规模人群的出现，使人类演化进入文明爆发阶段，出现城市与国家。古西亚与古埃及文明均在此时诞生，距今7400年前后，两河流域及尼罗河流域出现了目前发现的人类最早的城市。两地约在距今6500年前进入青铜时代。

人类文明最先在古西亚与古埃及这两个距离相近的地区产生，主要是气候与地形的结果。“8.2千年冷事件”之后地球上现今最大的撒哈拉沙漠和阿拉伯沙漠开始迅速形成。大面积草原消失，出现沙漠化，原本生活在这两片广大地区的人类被迫迁移，距离两大沙漠最近的两河流域及尼罗河流域成为地球上最先聚集了大量人口的地区，具备了人类文明产生的前提条件。

由于该阶段中华大地未出现大面积沙漠化等促使人口大规模聚集的气候环境演变，因此这一时期东亚文明进程不如古西亚与古埃及快速而激烈。但此时东亚文明也在气候骤变的刺激下开始快速孕育和萌生。中华大地出现满天星斗的文化聚落，且各有所长，其各自的突出贡献以传说形式流传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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